年初时，朋友介绍与一位西北做能源发财的私企老板向和我咨询买房的事。此位仁兄想来北京买房，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四岁多孩子两年后能到著名的史家胡同小学上学，经我推荐他选中了东二环附近一处楼盘总价1800万的一套房子。没想到这时“限购令”出来了，买房的计划眼看要泡汤。这时有高人出来指点：在北京注册一家公司，招个北京的小孩儿子，用他的名字来买房，只要他向你签个借款的协议就全齐了！

　　这是住房限购令后，本人所听说的绕道躲避限购典型事例之一。类似的招术还不胜枚举，比如网上有人公然明码标价叫卖代补办北京纳税和社保证明，假离婚，假债权纠纷起诉申请法院裁判房产归属等等，似乎都可以用来对付限购，堂而皇之买到想买的房子。借一句某开发商话说：在北京能买上千万一套房子的人，想法子开个证明太easy不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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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房网独家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自本周五（3月25日）起将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去年以来第九次上调。此次调整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20.0%的历史高位。在密集的楼市调控政策接连出台背景下，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无疑将令已经因为销量明显萎缩的大部分开发商资金链压力增大，此项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会有多大，成为最近人们关注的焦点。

　　存款准备金率25日再上调 将达到20.0%的历史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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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过去十年内经历了GDP两位数字的增长，去年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值得庆贺。但是，中国国内却是一片忧心忡忡。除了一些通常的担忧因素，诸如收入分配、房价、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危机、医疗卫生的安全性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教育成本迅速上涨等等，还有备受关注的通胀问题。

　　这一长串问题反映了中国增长模式的特点。通过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招商引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内可以对GDP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模式削弱了家庭的消费能力。当投资完成以后，国内需求却不足以支持这种投资。因此，出口成了支持这种“招商引资”模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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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从去年4月的“国十条”，到9月的“国五条”，再到今年刚出台的新“国八条”，政策不断细化、完善的脉络非常清晰。新“国八条”是以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延伸，调控目标没有动摇，调控方向没有改变，但与过去历次调控比较，在出台时机、调控重点、调控手段、调控对象等方面，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

1、出台时机选择恰到好处

以新“国八条”为标志的第三轮房地产调控，是在2010年连续二轮房地产调控成效不够显著、房价再次攀升的背景下推出的。刚过去的2010年，国家先后两次出台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史上最严厉的调控”。然而，调控并未取得预期成效，市场在经历短暂回调后仍然量价齐涨，并创下历史新高。从去年9月份开始，70个大中城市房价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去年12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双双创下2010年全年单月成交的最高值；进入今年1月份的传统房市淡季，全国多个城市房地产依然出现量价齐升，市场价格上涨预期不断增强。房价此种逆势而涨的态势，在社会上形成了某些对国家宏观调控的负面认知。如果听任房地产投机风行，任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实体经济将逐渐失血，城市发展活力将不断透支，经济健康运行的系统性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因此，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调控势在必行，决不能半途而废。新“国八条”的出台，可谓是顺应时势、彰显决心、惠及民生的及时之举。同时，调控举措选择在春节之前出台，对市场的冲击可经假日缓冲逐步释放，更易于市场接受和消化。

 　　数据“打架”现象再次发生，统计口径不同再次成为部委们给出的原因。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2月房地产实际使用外资4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72.87亿元，而国家统计局此前刚刚公布的统计数据却为86亿元，对此两部委回应表示，主要是统计口径不同，商务部主要为到位资金，统计局主要为使用资金。尽管如此，两组数据却都证实了热钱加速进入内地楼市的事实。

口径差异

数据相差1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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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一、二线城市房地产调控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却悄然上涨。近日，央视记者对于唐山等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调查。与上海、北京等大型城市房价冷清相比，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却如火如荼。特别是像万科等大型房地产企业纷纷介入这些城市，更使得其成为了当前中国楼市中的一大亮点。

　　这些城市的房价究竟有多火爆呢？一位唐山市民介绍，去年她看中的一套房子均价是5000元，而今年同样地段的开盘价就达到了6800至7000元。原本她觉得国家对于房地产调控可以使得房价下跌，但没有想到在唐山的房价反而出现了上涨。

 “百姓有所居”可通过多方式解决

“今年的两会，最关键的是明确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对于今年两会上关于房地产的众多论述，晁钢令教授认为，在房地产市场，政府的未来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而对于商品房市场的调控，应该主要由市场来解决。“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动用行政手段。”

目前政府提出5年内要将20%的人群纳入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内。其余80%的人群能否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住房问题？商品房市场会不会继续被投资？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晁钢令表示，“百姓有所居”不一定100%拥有产权，在实现形式上可以多样化。他建议，在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中间可以再加入一个结构性产权住房，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购买不同比例的住房产权。

 如果市场供需不能判断房地产市场是否出现了遏制，那么可以用什么指标和标准来判断房地产市场是否出现了遏制呢？从国内看来，对房地产遏制衡量标准的研究不多，而且存在较大的争议。

（一）房价收入比

这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指标，最初是用来衡量房价是否合理（消费者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近年来也被用来衡量房地产遏制是否存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中国局的首席经济师黑马?恩德（AndrewHamer）在进行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研究时，曾经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经验比例，认为房价应该为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6倍。许多学者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国内商品房价是否合理，甚至用其来判断房地产价格是否“虚高”，房地产遏制是否出现。据分析，房价收入比3～6倍主要依据美国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推断而来。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尽相同，因而3～6倍并不一定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也不宜称之为国际惯例。1998年对96个国家的统计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房价收入比区间为0.8-30，平均值为8.4、中位数6.4。同年与北京家庭收入水平相当的12个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为2.1～20，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9和8.1。自有住房比例、经济发展水平、恩格尔系数和财富分配结构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居民的购房能力。购房能力越强，意味着居民能够承受的房价收入比越高。自由住房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购房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恩格尔系数与居民购房能力呈负相关关系。财富分配结构中，家庭收入中等及以上收入水平的比例越低，总体购房能力越低。[1]这就意味着，“国际经验”无法作为衡量中国房价收入比是否合理的标准。也正因为如此，有关“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应该为多少的讨论层出不穷。

   房价居高不下，市民谈房色变，尤其是急需买房的“刚需族”，更是苦不堪言。房价为何持续走高？是物价上涨推动了房价的上涨？还是开发商争相追逐利润？2月27日，总理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说：“在这里我也想说一点对房地产商的话， 我没有调查你们每一个房地产商的利润，但是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地价不是推高房价的“元凶”

　资本有逐利的天性，“跨界”进入商业地产，是开发商分散风险的“双腿并行”，还是众人共同吹大泡沫的危情？

　　继限购令、首付比例提高到6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全额征营业税等调控政策后，上海、重庆开征房产税的消息，让住宅地产市场又迎来一个“ 

　　统计显示，2010年中国商业地产的增长在25%以上，而住宅增长仅为7.6%，史上最严的调控也成了助推投资向商业地产转型的开始。“只做住宅”的万科陆续推出养老物业、酒店及商业配套等多种物业类型；金地集团表示，将不再单纯从事住宅开发，商业地产的开发和运作将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战略规划。甚至一向以租赁物业为主的Tesco乐购、华润万家等零售商也切入商业地产。商业地产成为各路资金的“避风港”。